我认为，观察乡村人文现象，这是一起有代表性的事件。

在广东省湛江遂溪县官湖村，企业家陈生筹建了129栋共258套别墅，准备无偿赠送给村民使用。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有村民却提出子女已经结婚或即将结婚，希望再分多一两套；有户口早已外迁的原村民联名写信，也希望回村分房……

如今，别墅分不下去不说，还遭到了人为破坏。

此事也引起了京东创始人刘强东的共鸣，他对此评论称，“初衷非常好，不过农村非常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引火烧身！明明大好事也会引发无数矛盾甚至指责……我现在两个村负有直接扶贫责任，也是小心翼翼……”

作为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有着多年乡村生活经验的农家子弟，我当然对此有更深的感触。

长期以来，我们似乎一直被教导，乡村生活是富有诗意的，乡村的人们虽然贫穷、没有文化，但人心是善良厚道的，他们的情感，和乡村自然环境一样是原生态的；精明算计、尔虞我诈那一套，是城里人的专利……

但可惜，这并非乡村的真相，或者说，并非全部真相，田园牧歌式的表象之下，其实隐藏着令人难以直视的人心的溃败。

清明小长假，我回到湘中老家给父母扫墓。扫完墓，决定去看看那栋现已无人居住的老房子。

我在那栋老房子里长大，至今墙壁上还留有童年时的涂鸦。当年居住条件有限，两层小房子下面为牛栏，上面住家，兼为我的读书之所。

上中学时，我将其命名为“牛楼书斋”。博客时代，我的博客名字就叫“牛楼斋主”，并一度以此为笔名在本市一家报纸开过专栏。

说这些，是想表明，这栋老房子有着不一样的份量，它维系并安放了人到中年的我对故乡、对童年的念想。

然而，这种念想正遭到粗暴破坏。到达现场才发现，邻居在加盖新屋时，为了扩占面积，将我家老房子的屋檐拆掉，部分房梁也被锯断，乍看上去就像被剃了一个癞子头——上房揭瓦，在传统社会里历来被视为施加给对方的一种非常大的羞辱。他为什么要这样？

事实上，这位邻居有着令人同情的遭遇。他长年在外面打工，一次因意外事故受伤，落下了残疾，但一直得不到相应赔偿。前几年我回乡时，他拿出一叠申诉材料找到我，我怜其不幸，但人微言轻，爱莫能助。后来，据说还是当地政府出面，为他争取了权益。

但是，他这样的受害者角色，这种公共语境中的底层身份，在另外的场景下，一转身就成了加害者。

在本文开头那起广东富豪给乡亲盖别墅却惹出麻烦的事件中，当地一些人为多捞些“好处”而宁愿将事情搅黄，不知道别墅捐给谁是捐助人的权利，更没有意识到此举会对捐助者构成伤害。

我的这位邻居，也许没有想到，他侵占我家的那丁点地方，对他的实际收益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对我来说，却是一种难以接受的情感上的撕裂。

为了占点小便宜而不惜让别人去承担巨大代价，这不正是鲁迅所批判的国民劣根性之一么？

如果说，占便宜的心理更多地运用于熟人之间，面对陌生人，一些“淳朴”乡民的伦理底线会进一步下移。有些年轻人在外地从事偷鸡摸狗乃至拦路抢劫的勾当，但在本地，他们大体上守规矩，待人有理，行事低调。

同样一个人，面对熟人社会与陌生人世界，可能会呈现两副完全不同的面孔。

这也能很好地解释发生在许多旅游景点的宰客现象。无论是“青岛天价大虾”，还是“三亚天价海鲜”等恶性宰客事件，苦主都是也只能是外地人。

另一则令我记忆深刻的报道是，去年某个时候，多名游客在庐山旅游购物时遭遇店家价格欺诈、强买强卖，原本8元一斤的草药，打成粉末后变成了8元一克。游客拒绝付钱被威胁“不付钱让你爬不出庐山”， 最终他们只能花费两三千元不等买平安。

我本人也曾享受了这样的“外地人”待遇。

前几年在桂林遇龙河漂流时，撑竹排的船家示意我们上岸去吃当地特色的烤鱼，称这是必选项目。这样的强迫消费虽然令我有些不快，但想着船家也不容易，这是他们赚外块的一个途径，可以理解。

于是上岸，见招牌上写着烤鱼每条10元，要了两条，没想到结账时说是每条100元，与其力争之，迅速围拢来几个面带凶相的壮汉，并拿出招牌来，“10”后面不知何时多了一个极细小的“0”。

▲被宰游客晒出“天价海鲜”账单

我情知陷入骗局，但估计不掏钱脱不了身，恨自己没有金庸小说里江湖大伕的功夫，只得抱着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心理，买单走人。但眼前的山水美景，已经无心欣赏了，甚至觉得有几分丑陋。

曾经看到一篇帖子，大意是，外出自助游时，越是穷乡僻壤，越不要被当地人的热情好客所迷惑，因为那背后可能隐藏着让你脱不了身的陷阱，在当地人眼里，你可能只是一个猎物；相反，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一个人独自出行的安全系数越高。

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偏见，但不妨将它看成是一种建立在大量真实事例基础之上的忠告。

很多城里人向往乡野生活，学陶渊明摆脱喧嚣的都市，回归自然。但是，现实却未必总如想像中那么美好。

2012年初，隐居云南的作家洪峰因租地事宜遭当地村民殴打，致三根肋骨骨折。当年11月，疑因租房触犯了当地一混混的利益，作家马原在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格朗和乡南糯山姑娘寨原中心小学被人围殴，面部、下肢等多处软组织受伤，让一心想到美丽的西双版纳颐养天年的马原身心俱疲，最终只得黯然离开。

当然，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我并没有得出穷山恶水出刁民的结论，秉性纯朴是多数乡村人的品质底色。我想纠正的是滑向另一个极端的误区，长期以来，很多人习惯于自动在底层人群与善良厚道之间划等号，这不但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话语表达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一些事物的常识性判断。

▲洪峰入院照片

比如，在城管与摊贩、医生与患者、包工头与工人之间的冲突中，舆论总是下意识地、先入为主地倾向后者，但事实真相恐怕未必如设想那样。

空心化所带来的乡村凋落衰败景象确实值得关注与警惕，但我觉得更值得关注与警惕的是乡村人心的凋落衰败。

大家都在批判一些似是而非的心灵鸡汤，其实，类似这样的鸡汤历来就有，比如，所谓“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句流传甚广、据说出自明代曹学佺之手的诗句就显得很可疑，甚至有反智的意味。

因为，事实上，且不说考证表明，古代官员中，科举正途出身的官员的品行普遍要高过纳捐等途径出身的官员，即使是一些“屠狗辈”，其明理仗义也往往是文化熏陶的结果，如哥伦比亚大学丁龙讲座中的原型人物丁龙；当今乡村道德的失序，某种程度上也与乡绅阶层也即乡村文化精英分子群体的消失有莫大关联。

重振乡村，拯救乡村失落了的世道人心，需要法治，也离不开伦理与文化一点一滴的浸润。